我国居民消费近几年约占最终消费的73%左右。
中国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属于这种状况，包括农民、许多工人，虽然这么多年来生活水平都在提高，但是因为社会上有别的人收入增长速度更快，也会感到自己相对贫困了。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到，外债过高韩国短期外债占GDP的比率当初将近40%、泰国近30%是导致一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缘由。
所以，中国的国债占GDP的比率是较低的。根据最新的数据，中国的银行存款已经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。而绝对贫困化指的是哪怕是高收入者，只要其今天的收入低于昨天的收入，在经济学理沦的意义上，就是发生了绝对贫困化。难题之四：金融问题国际上讨论中国的金融问题，一个主要是指中国的银行的坏账，另一个是政府的债务。对于中国的金融问题，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看。
所以说，中国的特点就是问题特别多，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国家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转轨经济的问题交织在一起，互相制约，更加复杂。来料加工，不仅可以使中国获得地租、税收，还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，解决几亿农民的生存问题。中国过去二十年吸收外资总额在世界排名第一或第二(仅次于美国的国家)。
西方媒体又批评中国对资本流动的管制，似乎中国如果采纳西方的全面自由化要求，更能同时满足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利益。比较之下，中国经济并没有陷入依赖经济的陷阱，技术进步超过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雄厚的东欧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如钻法律漏洞，导致社会重大损失，必然受社会的惩罚，即使法律多是原则指导，缺少实施细则。这是世界不少有识之士极为关注的问题。
中国的产权清晰理论，实质上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权，变为共有制下的激励机制，这比西方以私产为基础的产权理论更具一般性和说服力。中国长期保持资本与经常项目下的双顺差，才能安然度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。
总而言之，世界的发展是多样的，地球只有一个，文明却有异同。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大减，日本德国受到的冲击超过美国。这一理论的弱点，在否定知识的更新机制。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至今远低于中国和东亚。
西欧殖民主义四百年间对外移民仅几千万人，为此占领非洲、美洲、澳洲的大片领土，贩卖人口、奴隶与毒品，消灭当地的民族与文化，还引发两次世界大战。西方主流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内在矛盾，便是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。但是东欧转型的十年间，经济下降了一半，战后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工业大多破产或被外资兼并。日本九十年代的停滞，使西方思想家至今否认东亚奇迹和亚洲价值的存在。
而中国三十年间约两亿农民工进城，不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，也没有引起世界战争，带来的是中国城市化的扩展和全球消费品供给的繁荣。看来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，离开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就是空话。
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并轨，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。中国放松农民进城限制的速度，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放宽移民限制的迟疑。
民营企业的成长当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有贡献。我就个人的观察，来讨论中国崛起引发的思考和争议。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打破发展中国家依赖经济的陷阱，表明中国儒家文化提倡的教育传统深入人心，比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还能适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挑战。在去年奥运会的反华浪潮期间，中国留学海外的学子与旅居海外的华人表现出举世震惊的团结。当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逐渐增强时，中国又主动引进国际标准，降低汇率和税率，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。假如此说成立，则南亚国家(例如印度和孟加拉国)的劳力成本比中国还要低，为什么他们的经济增长率远比中国为低呢?发展中国家，劳工的比较优势，对发达国家似乎成立，在发展中国家，都是廉价劳工，就无优势可言。
古典经济学强调看不见的手，社会主义的大政府便不可能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竞争，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有目共睹。第五，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。
我们看到，中国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，显然与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功有关。中国政府的效能，又将信用转化为资本。
中国没有一个领导人有绝对权威，集体决策是邓小平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。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，而小农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。
世界上民主制度运作良好的国家很少，大家承认的只有北欧。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，我们相信，中国的创新与实验，会丰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，并改善现有的世界秩序。西方式劳动分工以消耗资源、节省劳力，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。中国开创的机遇、协商、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，和西方传统的自由、民主、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，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，值得社会科学家做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。
所以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帮助国际资本剥削中国劳工，主张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独立工会，建立西方标准的劳工法、最低工资法、社会保障法，来提高中国的劳工成本，美其名曰拉动中国内需，实质是希望以此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。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威权政府低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。
知识经济的共享特性使私有产权的保护日益困难。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，技术升级，和抗危机能力，显示中国的宏观管理体制，走出一条新的道路。
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，而是集体所有的土地。显然资本能否产生积极效果，还取决于其他客观条件。
事实是，新兴的产业往往淘汰落后产业，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就有严肃的选择和管理问题。地区试验成功后，再由其他地区仿效， 中央总结推广，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，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，远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法制减规之上。当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奇迹或中国反例时，西方政治学的威权政府论便在媒体中大有市场。他们的问题是，假如出口导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，则拉美经济应当比中国更有增长优势。
四、中国之道的观察与探讨集个人三十年来对中国与世界的观察，我个人以为下列现象是中国独有的实验和创新，可能给世界带来新的经济学启示，提出来和国内外的学者探讨。但是，至今观察到的美国救市措施，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，却无力挽救美国的实体经济。
假如专制权威可以保证持续经济增长，则东亚，南亚，拉美，以及二次大战前的西班牙和土耳其，都不乏军事强权和专制政府发展经济的案例。第四，中国的改革进程解决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矛盾。
经济特区的开放窗口，又提供了外向型企业的战略信息。相反，中国的崛起，有助于制约跨国公司的短期行为和西方大国的自利格局，使国际经济秩序能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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